查看详情>> 3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中国物质财富有了巨大增长，不过我们也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惑，最重要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落差。在这样的前提下，特别需要寻求我们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 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念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离不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必须既能够包含大家公认的价值，又能够承接我们自己的悠久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异常丰富，家训、家教、家风就是极具价值的一个系列。《大学》里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正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每个人都是由“家”走入社会的。毫无疑问，良好的家风、家规、家教对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审美标准、操守品行，乃至生活习惯的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社会由个人组成，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 良好家风的形成必须靠家教。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自觉地将“教育”窄化为“学校教育”，以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我们并没有将“家教”安置在“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在这种语境下，“家教”甚至成了校外补课的同义词。这难道不让人担忧吗？曾国藩晚年在《与弟书》中写道：“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们真应该三思其言。 在传统中国，几乎每家、每族、每姓都有自己的家训，通常在汇聚族人祭祀祖先时，由族中长老领诵，敬谨恭读，这就让族中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可惜的是，这一优良传统曾经被我们自己摧毁并且遗忘；可喜的是，近年来，它已经在民间复苏并且复兴。凝聚着祖先智慧的教诲、训诫，又重新在子孙后代的耳畔响起，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培育着良善的种子。 以我们吴越钱氏为例，近年已经恢复了祭祖时奉颂《钱氏家训》的仪式。为了便于今人记诵，古老的《钱氏家训》采用了新的形式，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章。“个人”章强调“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家庭”章强调“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强调要慎终追远，教化后人；“社会”章强调“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国家”章强调“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等等。 类似的“家训”不仅是每个家族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家教”不仅关乎每个家族的子弟，也关乎社会整体。良好的“家风”，非常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不等同于教养，文化不等同于文明。教育必须体现为教养，文化必须落实为文明，才有真实的价值与意义，否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都是令人怀疑的。从教养、文明的角度看，家训、家教、家风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不言自明、毋庸置疑了。

查看详情>> 首先必须说明，我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来写这篇文字的。 作者唐晓云先生是我的恩师。三十多年前，我初中有幸就读于上海市光明中学。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名师云集，校舍典雅。我在老师们的教诲下，经历了两年多的学习，尽管当时浑浑噩噩，绝不知勤奋好学为何物，但今天回想起来，心里满是欢喜。真是天大的福报。 我和光明中学的不少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我的班主任，物理老师谢根福先生，思维很超前，当年就践行和学生交朋友的教学理念，对我尽心关爱。家父去美国工作前，就拜托谢老师对我严加管教。我们这些学生与班主任谢老师的亲密关系，大概是今天的中学生难以想象的。那时，谢老师还年轻，没有结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和在医院工作的，我后来的师母谈恋爱，而我，竟然就紧紧跟随其后！多年以后我自豪地对师妹谢恋雯说：“师妹啊，我认识令尊比你早，我认识令堂也比你早！”今天，谢老师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在从事教育工作，又接着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儿子。 光明中学的语文教学水平是名闻遐迩的。也当过我班主任的李新老师就是语文老师。那是，李老师也年轻，美丽高雅，神闲气定，不必用气势，就凭气韵，就镇住了哪怕是再调皮的学生。就在前两年，我和周立波先生闲聊。他说起，一直很想念上海滑稽剧团学馆的语文老师，但就是联系不上。他感念师恩，很令我感动。他说，那位老师名字叫李新，语文教得极好，所以滑稽剧团就从光明中学礼聘而来，为学馆学生教课，近三十年没见了。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光明中学李新老师？那是我的语文老师！我还有她的电话！”我们俩相视大乐。立波立刻安排宴请李新老师。李老师来了，依然年轻、美丽、高雅。稍作寒暄，她笑吟吟地拿出两个颜色已经发黄的信封：“我一直保存着，作为纪念的，今天还给你们吧。”打开一看，一件是我初二时的一篇作文，另一件是滑稽剧团学馆全体学生签名写给李新老师的感谢信。三十年了，信纸已经发脆，那一刻，我的心仿佛也发脆了，有点梗咽的感觉。我想立波也是一样吧。我在他的眼角也看见了隐隐的泪花。多亏立波是个开心果，是欢笑的源泉。不然，两个年近半百的老学生控制不住，哭起来，实在有点够呛。这就是我们师兄弟关系的出典。李新老师教立波语文，这次见面以后，又教起了立波女儿的语文。 这就是我们光明中学的老师。师恩重如山，一生报不完。能够成为他们的学生，我们是何等的幸运。 唐晓云先生也是那个时期光明中学的语文老师，而且在当时已经是名师了。相比起谢根福老师、李新老师，唐老师更年轻。当年应该是大学毕业不久，正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年龄。唐老师大概是我的男老师中最讲究教师威仪的一位。那是还没有流行传西装，除了酷暑，唐老师一直身着熨烫得笔挺的、用料上乘的深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永远扣紧，衬衣领口永远雪白，偶尔从口袋里拿出来的手帕永远雪白。每堂课只带一本教科书，只带一枝雪白的粉笔，在黑板上留满功底深厚的漂亮板书，雪白雪白，值日的同学往往不忍心擦去。不知道有多少学生临摹过唐老师的板书，反正我临过。 课更是讲得精彩纷陈，我们耳不暇接。无论什么文体，唐老师的讲解都如一泓清江水，澄净流畅；又都如一丛天边云，舒卷自如。那是的教室哪里有空调，夏日的午后，正是昏昏欲睡的光景。在有的课上，不时会飘起学生的鼾声。唐老师的语文课上，只有学生被他引导牵动的叹息或欢笑。三十多年了，我还记得夏日午后的一课，唐老师讲《白杨礼赞》。这一幕至今如此清晰，我几乎可以复述唐老师的讲解。精彩的讲课，美妙的课堂记忆。伟大的老师！对恩师们，我心中充满感恩之情。 初三上半学期，我转入华东师大附中；后来，有考入北京大学，到德国留学；回国以后运交华盖，虽说不上颠沛流离，却也是流转不定。等我再见到唐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了，后来又出任上海书店出版社的领导。课堂上失去了一位真正的名师，我难免略微感到一丝惋惜。然而，出版界，特别是教育类图书出版界多了一位深知语文教学甘苦与真谛的出版家，毋庸置疑，那是一定可以惠及多士的，我又感到欢喜。 我没有在中学教过书，没有教过写作，实在没有资格就作文谈什么话。其实，也不需要我来佛头着粪、狗尾续貂了。唐老师在“自序”里早已交代明白，十堂作文课具在，孩子们、家长们自会发现这本书的可贵。 我只知道，这是那个时代的、那样的语文名师写的教孩子作文的书。拜唐老师所赐，我不仅先睹为快，还早就把样张交给正在读高一的我的儿子拜读了。师恩浩荡，泽被后代。恭贺恩师唐晓云先生大作出版。

查看详情>> -----------------不能一味让步 独生子女群体是自地球上有人类这个物种以来，所出现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亚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在那么短时间内，有计划地出现在一个国家。而我们所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都是针对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今天，我们的教育者在拼命反思，但是别忘了，接受教育的主体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亚种”。我们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教育这些孩子。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讲快乐教育，讲我们的童年很快乐。可是，我们的童年快乐吗？至少我一点都不快乐。回忆一般都是虚幻的、快乐的，“好了伤疤忘了疼”。（时间的流逝，让我们很容易自动过滤遗忘掉——不快的回忆。）我们谁不是一路考试拼上来的?我们小时候也有那么多作业，我们小时候还吃不饱饭，有时候还被老师揍两下。 现在，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励。那么，惩戒呢？教育可以没有惩戒手段吗？单凭鼓励就可以完成教育？我也不相信。前段时间，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内容是“赋予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老师批评学生的权利要赋予？什么时候剥夺过？没有剥夺要重新赋予吗？现在的孩子骂不得、说不得、批评不得，一点挫折就接受不了。小时候，我的老师惩戒过我，但是，我们的感情到今天都很好。现在对孩子一味表扬，那惩戒呢？ 我们讲跟国际接轨，接轨了吗？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我们常讲欧洲的教育怎么好。大家看看英国的好学校规矩严到什么地步。英国议院通过一条法规，大意是“允许教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内的必要手段，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律”。说白了，就是可以适当体罚。大家都说新加坡的教育好，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室后墙上不是经常悬着一把戒尺吗？据说，孩子表现不好，按规定打三下，只许打手心，不许打手背，必须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允许执行。 但是，我们教育的主体思路是对孩子不停地让步，给孩子更多的快乐，给孩子更多的游戏时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教育？如果说过去的教育都不对，那俞敏洪是怎么培养出来的？我觉得教育不能一味让步，我们对孩子要真的负责任。 赋予教育以责任 人类社会没有绝对公平，美国有不公平，中国也有不公平。现在，可以说一条重要的公平线就是高考。如果按照所谓的素质来招生，那么，中国的平民子弟有多能进北大、清华？一个孩子连公平竞争都竞争不过人家，还说素质很高，谁会相信？ 高考制度不能改，因为我们找不到比高考制度更适合的制度。高考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适合的制度。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矛盾自己心里必须清楚。我自己也在教书，跟学生有接触，我想告诉大家，对于中国的教育，我们要有一种极度的忧患意识，而且应该是在接近绝望基础上考虑的，可能就是没治的。很多人问我：“钱老师，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赞成对要孩子严格。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孩子还必须管教、必须惩戒，我们必须让他知道，教育不仅仅是快乐，学习不仅仅是快乐。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学习中感到快乐，那就很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大多数人是不会的。大多数人是不得不学，是为了某种目的去学。 我们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要付出代价。如果在全社会形成家长对孩子让步的氛围，以后的孩子是很可怕的，我们的未来是很可怕的，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接不住中国未来发展的重担。 中国30年的发展创造了物质财富、社会发展的奇迹，是谁干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无意识造就的真正精英是“老三届”。这一批人在“文革”前完成初中、高中教育，“文革”前的初高中教育水平恐怕不比今天一般的本科教育低，这批人由于历史原因被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1978年，一切回到原点。这批人是中国人的精英，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真正精英，懂知识、受得了委屈、懂担当。现在，这批人要退休了。而现在，孩子进一步，社会让一步；孩子进一步，老师让一步；孩子进一步，家长让一步。 我们传统教育在今天已经崩塌，我们正面临着根本的冲突。作为家长，我希望如果我儿子的老师看他不成器，揍他两下，罚站一会儿，这是应该的。教育部应该定出这样的规则，对学生要有惩戒。 我们现在都说鼓励孩子的自信心，赞扬他，鼓励他有自信，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过度。（自信不是靠单纯鼓励出来的，而是由积累的知识及技能激发出来的！）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将来到社会，他面临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毁。我们应该告诉孩子，这个社会是残酷的，要准备受很多委屈。 如果我的孩子确实犯了错，老师揍他几下，我会感谢老师。我相信，大多数老师是有大爱的。我希望老师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还得拿着大棒。 教育是最真实的事情，不应该去揣摩家长、孩子的心思，不停地对孩子让步。 我现在非常羡慕我的父母，他们敢骂孩子、揍孩子，但是，我们依然爱他们。今天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哪怕是一个眼神，没准明天就能把长辈杀了。我讲《弟子规》讲到“守孝悌”时，叫我的助手搜索一年以内的“不孝、杀父”的反面例子，然后打印出来，以备我选用作反面例子。不一会儿，助手告诉我，打印纸没有了。我们对孩子没有一些控制、抑制、约束，一味以爱的名义对他们让步，这样的教育是不对的。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是应该跟社会“对着唱的”。是社会在教育“教育”，还是“教育”在教育社会？我们这个民族原来给教育赋予那么高的地位和价值，在今天都已经被打乱。 社会最后一道防线是教育。我们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社会让步，我们也不要轻易向我们的孩子让步，也不要轻易向家长让步。我们这个社会要赋予校长、老师更大的利、更高的荣誉、更好的待遇，也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责任。

查看详情>> 18日，著名作家王蒙新书《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在北京首发，知名学者钱文忠出席该发布会，并就以《论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等问题发表见解。在钱文忠看来，《论语》是一本非常奇怪的书，虽然堪称中国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但对它的研究却并不够。 其中的原因或许与《论语》自身的“难解”有关：在历年的传承中会有错解，编的时候也难免失误。即便是对似乎已经有定论的词语解释，学界一直有新的不同观点提出。比如在讲到孔子“有教无类”的时候，其中提到的束脩历来被解释为“肉干”，也有不同的声音表示，束指的是束头发，脩则等于男子刮胡子，因此该词的意思是“你能生活自理了我就收你学习”。 在《论语》的记载中，有孔子对时政的论述乃至评判，对未来的愿景与期盼。钱文忠认为，孔子在当年担忧的东西，在两千年后依然还有，他所盼望的东西在两千年后依然还需要“盼望”，“真的说道仁义道德、温良恭让这些东西，在孔子的年代就没有过。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东西能让我们有一些念想，或者对这个社会多少有点制约，就非常好了。” 就在近年来，“国学热”逐渐兴起，各地开办了越来越多的“国学班”，其中也难免鱼龙混杂。钱文忠调侃道，对传统的东西也得有“自黑”的精神，“我一直是这种看法，‘国学热’没必要太热，有这么几十个、几百个愿意去读这本书或者思考这个问题，觉得这样挺好就可以了。” 而在谈到目前社会上一些道德失范的问题，钱文忠表示，中国文化的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无奈的境遇中，离开传统的好东西实际已经很远了，“孔子学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但不意味着这个源头在今天仍然存在，我们今天重新回去读孔子，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再也不会有这些东西了。” “一个民族失落的东西可能不会再有。经过一个独特的现代时以后，我们跟我们的传统有什么关系？我们思考的问题、看到的世界跟祖先都是不同的。”虽然看法略显悲观，但钱文忠仍然表示，“我们要找到源头，逆流而上，顺着或者逆着河流走是找不到源头的，因为有很多岔路会把我们引到别的地方。”

查看详情>> 为了纪念师范教育110周年，岭南师范学院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其中最瞩目的是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主讲的“岭南大讲堂”学术讲座。12月19日，百家讲坛主讲人、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率先登上“岭南大讲堂”，作了一堂《追寻中国文化之梦》的学术讲座。 “湛江这个地方，文化传承悠久，文化积淀深厚。”钱文忠教授开始即表达了湛江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钱文忠教授是一位烟斗客，喜欢收藏各式烟斗，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专注于手工烟斗制作的斗师陈灿聪，并多次来往湛江交流。这次，他是专程来为给陈灿聪的岭南手作工作室揭牌而来。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他通过大历史叙述的观点，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几起几落的历史进程作了一次梳理，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史料丰富、视野开阔，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命运提出新的思考。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血液里的东西，一直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在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化经历了几次浩劫，但又在浩劫中复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回归视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在来湛江的途中，钱文忠教授经过茂名的一条村庄，看到墙上写着《弟子规》，这让他很感慨，他说：“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个成就丝毫不亚于经济增长，丝毫不亚于改革开放，丝毫不亚于国防力量的强大。这个成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带着一个反思的心，一颗重新观察的心，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忏悔的心，重新回去祭拜我们的祖坟，重新回到我们祖先的精神祠堂。” 传统文化为何会在中国复兴？钱文忠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从古到今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对每一个时期经历的劫难进行了解说。 “洋务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因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员都对祖宗的传统文化充满自豪之心，也有很强烈的传统信仰，因而在洋务运动时期的许多成就在今天都得以保留。”钱文忠教授认为，一个民族，有了庞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就，必须转化成文化成果和文明成就才有力量，所以要投入教育，要投入文化，要投入文明建设。“中国梦就是追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追寻之旅，只有把改革开放30年积累起来的庞大的经济资源，成功地转化为文化成果和文明成就，才能算是中华民族的再续者。”